垃圾分拣厂里，一只只完好无损的水果筐垒成小山。收废品的货车来了，纸板箱被捡走，饮料瓶被掏空。
剩下这些筐子时，所有人开始发愁。运走它，运费比筐子本身还贵；留下来，多占一平米的仓库在烧钱。
这便是“低值可回收物”的日常：玻璃瓶、旧衣服、泡沫板……2024年的国家发改委报告显示，它们占生活垃圾的四成，回收率却不足三成。每年有超过7000万吨低值回收物被焚烧或填埋，源源不断地消耗空间、产生污染。
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要求促进低值可回收物的利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想起办法。
在西藏林芝，两任城管局科长、一家环保小公司和分拣工人，被这些“不值钱的垃圾”推到一起。
这段合作映照出小城市治理的难处，也提供了尝试的样本：面对缺少经济价值的公共事业，市场往往不愿买单，政府兜底又难以在所有环节做到高效、专业。
各方之间到底如何划定边界，不让治理在一次次风潮过后停摆，损伤公众的信任？
1300平米的分拣中心一角，堆满了塑料水果筐。
“在收破烂的大爷面前，没一个能打的”
2024年，王彪站在填埋场边，看垃圾车一辆辆进来倾倒。
他做了笔估算。“这些垃圾里面，至少有10%，甚至20%，是原本可回收的东西。”
那时他刚担任林芝市城管局市容环境管理科科长。在这座城区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小城，日均垃圾产生量约15万公斤。旅游旺季时数量还在噌噌上涨，人均垃圾产生量快超过国家平均值。
市里还没有垃圾焚烧厂，只有郊区一个填埋场。尽管垃圾在前端做了分类，末端没有分拣中心和处理设备，只得全都混在一起。全国垃圾分类工作排名中，小城在倒数几位。
更大的麻烦是，填埋场的库容快满了。
市领导反复叮嘱，不能再按传统的方式去搞，“要从源头把垃圾量减下来，找到垃圾分类回收的林芝模式！”
市容环境管理科直接挂上了“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牌子，王彪开始一趟趟地往垃圾填埋场跑。
他见到，填埋场里那些快递箱、易拉罐、饮料瓶都好解决，街边的个体户就能收。“但他们收不全。”他自己试过，把家里阳台堆了半年的废品拉过去，废品站的人说，不值钱的东西不收，最后总共给十块钱，还抵不上开车过去的油费。
他后来得知，对方拒绝的便是“低值可回收物”。
在林芝，这些回收物常常是旧衣服、牛奶盒，“还有塑料的水果筐特别多”。
它们在技术上可以回收利用，比如水果筐被粉碎成颗粒后，能够做成新的塑料制品。但林芝没有配套工厂，运回内地的运费每吨两三百元，从居民到个体户、分拣站、工厂，每一环都要分钱，低值物分不起。
可它们一旦进填埋场，有更久远的代价。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塑料长时间难以降解，渗滤液会污染越来越多的地下水源。
该怎么办？局里的紧迫感一天比一天重。
不久后，央视播出一期新闻节目，讲的是在陕西一个县城，一家叫奥北环保的小公司把垃圾分类的事做成了，兜住了低值回收。
市里的领导看完后给城管局转发，要求好好思考谋划。
王彪一行反复研究起报道，“那里也是旅游小城，人口规模、垃圾结构跟林芝很像。”他坦言，“说白了，就是想把这个模式复制过来。”
他先在网上找到那座县城环卫局的联系方式，打电话问他们，垃圾回收现在做得怎么样？对方说，这套模式还转着。王彪放心了一点。
那年8月，他又趁着出差，去奥北公司实地考察。那是写字楼里的一个格子间，装修简陋，总部的稳定员工只有7人。王彪安慰自己，“可能是家做实事的公司”。
接待他的是44岁的创始人汪剑超。这名前微软工程师，2011年辞职后便一头扎进垃圾分类的行业。“我的一些创意和想法，在大公司很难被看见。”
起初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每天上班会路过一个垃圾遍地的地方，“一旦有风，特别是在春秋两季，塑料袋和废纸就会被吹起来漫天飞”。妻子刚刚怀孕，“不想让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但真正创起业，他才发现苦日子是常态。
他给王彪算了笔账。在成都租一个回收厂房，一年租金几十万元，工人要交社保，消防资质要完备。路边收废品的个体户不用管这些，同样一斤废品，大爷能出八毛，他出八毛就要亏钱。
“在收破烂的大爷面前，没一个能打的。”汪剑超说，“我们的价值不是去抢生意，是去捡他们不要的东西。”
投资方的融资渐渐撤了，供应商也曾追着要回报，妻子抵押过私房钱，他始终在分期还款。
2017年，他注意到国家政策文件里出现了“两网融合”：政府的环卫收运网和市场的再生资源回收网，长期各管各的，低值回收物就处在中间地带。要真正做到垃圾减量，得把两张网接起来。这需要政府的场地与监管，也需要企业的运营和渠道。
他决定换这条路试试。“不知道能不能跑通，先跑起来吧。”
入夜的林芝，街道上人渐渐少起来。
在小城林芝，不值钱的水果筐是低值回收物的代表。
奥北环保的创始人汪剑超说起回收点的设想。
“收垃圾的点这么快没了？”
起初两人都揣着怀疑。
王彪见过太多“快进快出”的环保企业。政府刚放出招标消息，就有人提着“成功案例”上门推销，“看看我们的垃圾桶”，结果拿了政府补贴，做上一两年，后续运维没了踪影。
桶的大小、颜色换了一批又一批，没过多久就倒扣在角落，成了保洁员放抹布、拖把的置物架。
这不是个别现象。2016年，在国家相关部委“垃圾分类”的工作要求下，各大城市陆续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仅一年间，全国新注册的垃圾分类企业超过三万家，各地政府纷纷拿出专项资金。
典型的模式是“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将分类回收工作外包给这些环保企业。大部分采购合同的周期只有一到三年，任意一方违约，合作就停摆。
王彪担心，“别又是卖设备的，中了标就万事大吉。”
汪剑超也尝过中断的教训。
奥北最早入驻过北京，两年内搬了四次厂房。大城市土地昂贵，又不缺上门合作的企业，公司刚稳定下来又要挪。最终决定撤出，去能够提供场地支持小城市发展，“许多小城市有回收需求，却很少有公司提供服务。”
换了一批据点后，他们也遇到过，上一任书记审批的是回收点位电费由社区来出，下一任质疑凭什么由政府部门掏。上一任领导签的采购清单，设备坏了，领导早已换届，再申请经费还得慢慢协商。
这些变量最终伤害了居民的习惯。
公司搬离某个城市后，一位居民打12345热线问：“收垃圾的点这么快就没了？”她攒了好几袋可回收物，不知道往哪里扔。她又去公司公众号留言：“啥时候能回来？”过了两三个月，她不再分类了。
另一位居民发现回收点断电、门打不开后，留下一句：“再也不想来这里。”
汪剑超渐渐意识到，合作的方法得变。光靠低值回收注定是不赚钱的，得通过政府的行政资源，让居民在源头把分类做干净，把分拣的人工成本砍到底；企业负责找渠道把量做起来，这样一来，才能兜住这些亏损，慢慢实现盈利。
但他得向政府要三样东西。
回收点位得由政府统一采购，作为公共资产，“就跟公共厕所、路灯一样。”还有一笔60万元的前期补贴，来填补前期的亏损。“就这一笔。目标是三年后，公司做起来了，不需要再靠政府输血。”最关键的是一处稳定的分拣厂，由企业花钱租赁，才能把前端分类和末端回收连在一起。汪剑超表示，有了这些条件，哪怕公司走了，政府可以把系统交给国企或环卫企业继续运转。“我们来提供设备和培训。”
“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还是要给政府省钱。”王彪直言，政企合作也有边界，“只要你们能做好，钱就能到位。”
双方决定先签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
王彪问来一处1300平米的场地用作分拣中心，“会不会有点小？”
汪剑超算了算，“应该够了。”
两人又在城市中拟了80个点位，跑了三个星期。最终定下其中40个人流密集，垃圾产生量大的位置做回收点，在2025年8月投入使用。
在大学的回收点位，学生正在扫码投放
投递量的前两位分别是保洁阿姨和保安。
1300平米的分拣厂坐落在城郊。
“所有环节可以追溯”
保春莲第一次见到那些“奇怪的垃圾房子”，是在2025年秋天。
她本是青海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女儿考上大学后，她和丈夫关了店，自驾到林芝。两人闲不住，找了份环卫日结的工作，“给丫头挣点学费”。
有一天，丈夫在自驾营地边发现一间玻璃房子，上面写着，可以投放14种可回收物。
他做环卫时，收过玻璃瓶、牛奶盒，还有水果筐，这些东西体积大占地方，许多废品站不要，他便投了进去。回来后他兴奋地说：“手机上真的来钱了！”
这些回收点也被奥北公司称作“阳光房”。
汪剑超最早做过市面上那些智能回收箱。一组箱子成本2万元，分散在几百个小区，每个箱子一天收不了多少，收运车却要频繁出勤，运输成本比箱子本身还高。更关键的是，旧衣服、玻璃、泡沫投进去系统不收，最后还是由工作人员扔回垃圾桶。“它只解决了扔垃圾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城市的环境管理者试图解决回收端的问题，依赖督导员现场检查。一座超一线城市在2019年前后，一个街道每年花在垃圾分类督导员上的费用可达2千万元。
“小城市的财政烧不起。”他说，“如果居民能够自觉、正确分类，垃圾房无人值守，就能省下这些人力支出。”
信任靠一套透明的机制转起来。
公司试图搬来互联网大厂的“产品化”思维，居民“先付费、后免费”。每个点位配了100个免费袋子名额，份额用完了，后参与的居民就得自己买，10元一只，筛选出愿意认真分类的人。
袋子上的二维码关联用户。分类对了有相应的返利，分错会被追溯。工作人员在分拣后台检查，通过小程序反馈给居民。第一次扣0.8元，第二次扣1.6元，多次分错关闭权限、重新学习后再投递。
政府负责盯着这些细节。
城管局按季度考核企业。阳光房有没有异味、地面干不干净、设施设备状态，每一项做不好就扣分，影响补贴到账。
有一回，执法人员在一处阳光房的玻璃门上发现五个小广告，拍照发给公司。很快广告被清理了。
“如果五个没人管，别人可以贴十个上去。”王彪说，回收价格也得受监管，调整要写报告，政府批了才能动。
“所有环节都可以追溯。”汪剑超表示，后端的分拣也一样。
许多传统的废品站有二十个多工人，每个人每天处理300多公斤。但在回收行业，每人每天处理500公斤是盈亏平衡的“生死线”：低于这条线，多出来的人力成本就得从安全、消防、环保上克扣。
“关键不在人多，在人效。”他算了算，得在林芝的分拣中心招5名员工，配备好用的工具和设备，才能让每人处理的垃圾量到及格线。系统后台滚动着工人的实时绩效：谁、什么品类、多少公斤、挣了多少钱，工资日结。“工人之间会互相传播，干得快的留下，干得慢的自然离开。”
保春莲和丈夫很快看见了奥北招工的信息。他们想起那个不骗人的房子，便联系了公司。
55岁的保春莲目光只扫一下，纸板去左边，瓶子去右边，整套动作不超过五秒。一袋满了，称重、封口。
广播响起：“第四十七袋，26.6公斤，优秀。”
保春莲在分拣线上干活。
分拣厂一共有五位员工，负责分拣和打包运输。
每一摞货都标上了重量。
“一个新兴城市，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一年间，小城的变化超出人们预料。
瑞幸、库迪、巴黎贝甜涌进步行街，麦当劳的灯牌在雪山边点亮。只有两三个安检口的机场，等待的队伍排成一圈圈长龙。截至今年6月，林芝旅游人次年均增速达到20.76%。随着大坝工程开工，城区一下子多了数万建设人次。
垃圾量不断增长。市里的填埋场已经在2024年12月因满库容停止使用，每天不可回收的垃圾要拉到80公里外的米林市填埋。
连续三周，保春莲的双手没停过。林芝一中高三毕业，一个年级就送来7吨书。
女儿给她打电话，“别干辛苦活了，生活费我负担得起。”丈夫早已嫌累走了，“以前咱们是老板，都是别人替咱打工。”他去找了一份叉车的活。保春莲也有了委屈，“我干得勤快、利索。”她嘟囔，“还是累、还是慢。”
“旅游旺季和毕业季撞在一块。”负责奥北林芝项目运营的李柏佳说，这个月她叫了四辆大货车。一辆车运费8100元。再运出去，盈利越来越少；不运，厂里的货太占地。
“最头疼的是那些水果筐。”李柏佳试过，筐子用绳子连在一起，一解开绳就散一地，称重和装车都慢。她和保春莲一行不得不把货从东边挪到西边，才腾得出干活空间。
公司只得向政府求助。
6月底，林芝城管局会议室里，李柏佳开口：“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场地的事。”
“林芝是个新兴城市，计划赶不上变化。”政府工作人员摊开地图——建成区只有15.5平方公里，周边的土地有两百多家公司在盯着。最近的一块空地，在半小时车程之外。
坐在对面的张兴晖，去年年底刚接任王彪的科长职位。他的语气带着提醒：“你们作为企业也不能使劲薅，对不对？”土地的事不是城管局能单独拍板的，得由发改委立项，再经自然资源局或住建部门审批。
李柏佳有些无奈。在回收行业，“场地”卡住了太多政企合作。
政府不是不愿帮忙，但土地稀缺、价格高昂，城市又发展太快，重要的工程一项接一项，很难有余量划给一家小公司做回收的事。就连央视报道过的那个“样板项目”，也一度因为厂房成了拆迁用地而面临停运，最后是政府出面协调，腾出一处废弃的垃圾压缩站才续了命。
张兴晖缓和了语气。他更担忧的是居民的实际参与率。
截至目前，奥北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近7000人，投递近5.8万次，回收量超过565吨，分类正确率达到97%。政府又追加了20座阳光房。
但连着好几周，政府和企业都在一波波宣传，投递量排名前两位的，始终是步行街的保安和小区门口的保洁阿姨。很多居民为了注册时那几块钱福利拉人头，把家人都注册了一遍，拿了返利就再也没投过。
政企双方对“长期”的理解存在不同。
“注册用户不等于参与用户，”张兴晖说，“参与率必须提上来。”城管局需要的是一个公共事业的补充者，而不是一个当地再生资源的垄断企业。
李柏佳也有自己的考量。普通居民从注册到成为忠实用户，需要时间和投递次数的转化，是个缓慢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公司经营是市场行为，必须靠足够的量把成本摊薄，回收体量越大，公司在下游的议价能力越强。“才能一直活下去。”
“我们都想把这件事做长久。”张兴晖沉下语气。
忙碌时节，李柏佳也充当着分拣工人的角色。
林芝两任城管局科长，张兴晖（左）与王彪（右）
张兴晖与李柏佳商量提高参与率的事。
水果筐被打成碎片装袋。
“强硬的法律只是开始”
如今，人们还在思考办法。
张兴晖跑了那块已经封掉的填埋场，“这个地方能不能用来建厂房？”
李柏佳回答，“我们愿意出钱建厂房，但得请您帮我们谈谈。”
张兴晖也有为难，地是村里的，要跟村集体坐下来谈。建了厂房要招村民做工，建宿舍，每一项都不容易。
他又提议，能不能通过积分的方式来提升居民的参与率，比起人数，实际投递量也可以作为分数积累兑换更多的奖品与现金奖励。
他接到电话，市里和自治区政府很重视这件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注意到了这个尝试，有意在全区推广。垃圾分拣回收的场地也已经纳入十五五规划之中。
在这件“不值钱”的事上，仍未有一个完美的解答。
越来越多人看到奥北与林芝的尝试。北京泽乡惠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唐莹莹跟踪过不少低值回收项目。厦门建立了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依靠制度奖惩和碳交易来推动参与的积极性，这些低值回收物的减排量可以“算钱”，由公司、银行购买，最后成为社区的公共资产。
在北京昌平，政府和清运者、居民之间多出了一道“社会组织”的角色，通过志愿者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串起低值回收的社区网络。
她注意到，林芝的实践在生态保护之外，还提供了一个观察“市场逻辑如何嵌入治理逻辑”的样板：在传统的公共事业治理中，政府往往面临两难，一边容易事无巨细地包办一切，另一边又容易在引入企业后便“万事大吉”，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持，建立起监管机制，最终“垃圾分类就是一阵风”。
“政府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唐莹莹说，这一次，政府没有包揽一切，也没有彻底放手。企业不依赖政府补贴生存，但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稳定的运营环境和设施支持，政府不直接运营，但通过采购服务和数据监管确保质量。最终有一条可持续的路，不让居民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信任也在回收的日常里延续。
汪剑超还在四处谈合作、拉投资。
这些年常有人问他：干了十多年，怎么还在原地打转？妻子起初也不理解，他的同学里做金融的、做互联网的，早财务自由了。“聪明人容易换路，”他说，“我总是觉得路就这么一条。”
他仍记得那个小小的画面，女儿和几个小值日生围在操场的桌子前，先用剪刀把所有的牛奶盒剪开，再一一清洗，放进垃圾袋里。“那些时候，会觉得自己的想法在影响着一些人。”
保春莲打算再干两三年，等孩子毕业后回老家。
晚上7点，工作了12小时的她回到宿舍，打开手机，今天的绩效是200元，比环卫时翻了一番。
今年过年她没回家，女儿发来语音：“妈，我想吃你做的鸡蛋西红柿面了。”她想起女儿的话，给自己下了碗面片，把通红的脸颊埋进腾腾的热气。
厂房里，那些让所有人发愁的水果筐，有一部分已经被打成碎片，按颜色分装成袋。还有一些筐子，仍然堆在那里。李柏佳正为它们寻找一个更好的去处。
保春莲在宿舍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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