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艳是一名幼师。在她的手机相册里，班里孩子的照片占到70%。
拍照，不是幼师的分内之事。但张文艳理解家长：学龄前儿童语言和情绪表达能力有限，家长无法从孩子口中了解幼儿园的日常，照片就成了最直接的确认方式。
可她也有疲惫的时候。偶尔几天不发照片，质问便不断涌来：“为什么我家孩子只有半张脸？”“今天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
渐渐地，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控。自费买礼物抚平家长情绪、深夜没及时回复家长微信需要道歉、被园方告知自己属于24小时待命的“服务人员”。幼师们一步步后退，权责的边界正变得越发模糊。
去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将“家园共育”正式纳入法律框架，要求家庭与幼儿园“形成一种互信的伙伴关系”。
没有信任的根基和制度的保障，家园之间只剩下漫长的拉锯，幼师们被困其中。
海报设计：邵竞
一张照片背后
“老师，为什么我家孩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收到这条消息时，张文艳有点懵。家长说的是几小时前她发在群里的照片。她点开一看，才发现那张匆忙抓拍的照片里，只有这名家长的孩子独自坐在教室后排，与其他孩子隔了几人宽。
张文艳立刻向家长解释：“快放学了，位置是小朋友们自由选择的。”不要过多干预孩子的选择，这也是幼儿园对老师的要求。
拍照，成为张文艳工作的一大重心。清晨，家长发来信息，说孩子今天心情不好，请老师多关注，张文艳就会拍几张照片发给家长：“孩子情绪状态不错，进幼儿园就没再哭了，你看他玩得很开心。”
徐婕任职于一所民办幼儿园。园方规定，老师每月只需固定留存每位孩子8张到10张照片。不过，任教二十余年，徐婕懂家长的分离焦虑。每年新生入园，她总会主动多拍孩子吃饭、玩耍的日常。班里约四分之一的家长会经常找她要照片和视频。
但她没想到，这份体谅也会埋下隐患。去年，一位家长发现孩子脸上有划痕，当众向她发怒，顺势数落积怨，其中之一是某次视频里少了孩子的镜头。实际上，那是剪辑软件“一键合成”误删了孩子的特写，即便徐婕找出留存素材澄清，家长的怒火也没能平息。
张文艳班里的一名女孩一个人坐在教室后方。受访者供图
一张张照片背后，是幼师们不成文的拍摄规则。
任何一张照片发送前，都要经过“精挑细选”。幼师们要确保孩子是开心的，脸上是干净的，衣服是整齐的，照片是清晰的。但凡有一点不对劲，“一定不要给家长发”。
张文艳对此深有体会。换季时，她发的照片里有的孩子脱了外套，有的穿着，她很快就收到家长私信：“我家孩子外套怎么还穿着？快给他脱一下。”
自从上次因拍照产生误会后，她每次发照片前都要逐一检查孩子的状态。事实上，想给小朋友拍出一张符合要求的照片并不容易。一般情况下，张文艳要拍6张到8张照片，才能从中选出一张合适的。学龄前儿童天性好动，指定孩子站在固定位置，表情和动作往往不自然，“笑都不会笑”。让一群孩子保持动作排好队，拍出一张不虚焦、没人闭眼的照片更是不易，给小班拍摄全班合照，通常需要近10分钟，中大班则需要5分钟。
海尔曾是一名公办幼儿园的园长。从教二十余年，她观察到，家长们对照片的需求和期待逐步提高。
十几年前，海尔还是一名一线幼师。当时家长对照片要求不高——不在意清晰度、集体照里自己孩子是否入镜、也从不主动在家长群催照片。几年后，海尔休完产假复工，她发现，有家长会因为孩子的照片比别人少一张，给老师写长篇“小作文”，进行苦情控诉或激情讨伐。
一次家长会上，有家长直接质问张文艳：“隔壁班群一周发一次照片，为什么我们班很少发？你是觉得没必要吗？”
现场陷入沉默。张文艳几乎未经思考就回应道，拍照不在老师的工作范围内。按照规定，老师在班内不允许使用手机。两位老师看管全班四十多名孩子，照看安全与日常已分身乏术，无法保证拍照时间。
徐婕的手机相册。受访者供图
第二个“探头”
在家长看来，照片是了解孩子在园状态最直接的窗口。
安迪的孩子今年4岁半，刚入学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这让她对孩子的在园状态尤为担心。在她看来，孩子自尊心强，只要比别人学得慢，就容易着急、生气。如果老师没有及时关注到，她担心孩子对学校失去兴趣。
孩子所在的第一家幼儿园，老师每天在班级群里发一个视频，若没有特殊要求不会给孩子单独拍照，“快30个孩子乌泱乌泱的”。她每天放大照片找自己的孩子，看他开不开心，看眼睛周围有没有泪痕，“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
转园的念头始于第二学期。入学时承诺的班额从“不超过25个”变成了30个，而第一学期每天更新的吃饭、喝水、排便等表格也消失了。儿童节时，孩子所在班级是唯一没有发合照的，她推测园方想隐瞒人数增加的事实，私信询问得到的回复是“班级人数根据现实情况决定”。
更让她不安的是孩子的变化。第一学期孩子每天兴高采烈，第二学期孩子哭着不肯进校园，回家后也变内向了。有一次，她把孩子哄进教室后，看见孩子趴在窗户上，两只手抓着铁栅栏，眼眶泛红地望着她。
安迪认为自己的孩子有着“高情感需求”，需要足够的情绪回应。幼儿园人数增加后，老师看顾不过来，她不希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三年。
转园前，她给带班老师发了几百字的消息，列出5条管理问题，其中包括新生人数过多、照片视频不够等。她特意加了一句，“这些问题不是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并建议对方转给园长。她担心园方因退学克扣老师业绩，还单独给老师送了一面锦旗。
作为全职妈妈，周澈把除了做饭和接电话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看幼儿园配备的监控上。只要一空下来，她就打开手机，在监控里寻找孩子的身影。周澈的孩子患有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偶尔监控出现故障，周澈就整日地想：孩子在做什么？在陌生环境中如何与别人交流？会不会弄到别人？老师会怎么对他？
她格外担心孩子趁老师不注意跑丢，甚至犹豫过要不要让老师单独给孩子装个护栏，但最终没能开口。
刚入园时，老师发照片的频率格外高，周澈也一直关注家长群。照片一发，她第一时间寻找孩子的身影，如果没找到，就去看监控。监控看不到，就询问老师，要求补拍。
询问时，周澈很少会有心理负担。在她看来，家长在乎孩子“天经地义”，回应家长是老师的职责。但她也注意语气尽量柔和。如果沟通过于频繁，她也担心老师嫌自己事多，发消息时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据海尔观察，有拍照需求的家长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托班或小班新生家长，孩子刚入园，家长分离焦虑严重，希望通过照片确认孩子状态；另一类是高度关注孩子在园情况的家长，包括全职妈妈和母职意识较强的职业女性。
同样作为母亲，海尔理解这种心情。并非所有幼儿园都开放监控，于是，老师发在群里的照片就成了第二个探头。
安迪最终将孩子转入一家私立幼儿园。该幼儿园为每个孩子建立了专属群，群里有家长、老师和园领导，老师每天发三四张孩子吃饭、做手工、玩耍的照片。安迪觉得，这有效缓解了她与孩子的分离焦虑。
安迪的孩子所在的专属群。受访者供图
在徐婕看来，家长的入园焦虑会直接传导给孩子。学龄前儿童正处于适应陌生环境的关键期，家长反复追问、过度牵挂，孩子的适应周期会从几周拉长到一个学期。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郁琴芳博士指出，家长的入园焦虑是一种常见现象。对幼儿而言，这是从家庭依恋关系走向同伴交往与集体生活的关键转折期；对家长而言，则是首次将孩子的日常照护与教育部分交由家庭之外的专业者。
这种焦虑具有积极的一面，折射出家长对孩子成长的责任感与教育重视。然而，焦虑一旦过度，容易转化为对教师的过度监督与频繁干预。因此，缓解焦虑的关键不在于要求家长“不焦虑”，而在于通过有效沟通帮助家长完成角色转型，从时刻守护的单一照护者，蜕变为与教师并肩同行的教育伙伴。
步步后退
一张张照片，将幼师的权责边界逼入模糊地带。他们期待有人能站出来划清这条线。但现实中，他们只能用个人的时间、情绪与金钱，来填补制度的空白。
一次，张文艳班上的一名特殊儿童抓伤了另一名孩子的脸。对方家长气愤地赶到幼儿园，园领导告诉张文艳：“我替你看班，你现在去买300元的礼物送给家长。”
张文艳自费买了零食。为安抚双方家长的情绪，又给两个孩子买了气球。做好这些之后，再带双方家长谈赔偿、去医院检查、开药，事情才慢慢平息。
张文艳表示，自费买礼物以平息家长情绪的做法，在行业内不算少见，她自己就经历过两三回。同事中也不乏有人带着礼品，登门探望生病或受伤的儿童。
选择成为一名幼师，陈晨是喜欢与孩子相处的，也曾因工作出色，收到来自家长的锦旗。
一次，班里一位总是“找麻烦”的家长深夜十点来电，质问她自己孩子的衣服被谁弄脏了。陈晨已在白天向对方解释过，这是班级开展户外活动时用到的涂料，因此她没有再次回复该家长。再加之，当时已是下班时间，自己也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顾。
次日，家长径直找到园长。园长要求陈晨向家长道歉，理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24小时待命，没有所谓的下班时间”。最终，陈晨与家长通话近1小时再次说明情况。
陈晨与家长反复沟通。受访者供图
事情并未结束。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陈晨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学前教育业应当开设如何应对无理家长的课程”的内容，该内容并没有对任何家长指名道姓。但被这位家长看到后，对方再次找到园方，要求以“有违师德”处理陈晨。
这一次，园方依旧没有站在陈晨这一边。园长认为她“作风不正”，要求她向家长再次道歉，并表示，学校不希望失去这个孩子，但“现在幼师那么多，你走了，难道我们会招不到老师吗？”
陈晨拒绝道歉，并提出辞职。即便班上家长集体写联名信，最终也没有挽留住她。辞职时，陈晨年满35岁，失去了再考公办幼儿园的机会。
班里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上为她鸣不平，该家长因此报警，希望消除“舆情”。母亲陪陈晨去派出所的那天，陈晨情绪失控并大哭。“我之前还得到表扬信和锦旗，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陈晨获锦旗。受访者供图
制度何在
张文艳从未主动找园方争取过权益。此前，园领导曾经明确表示：“我们是服务人员。”
她更期待园方能够“为老师说话”。但面对家园矛盾，园方通常只私下指导老师沟通话术。即便遇到家长投诉至12345或报警的情况，园方也不过是配合调查与正当维权。对于更多琐碎小事，最终结果仍是幼师和家长私下调解。
这样的情况在民办幼儿园更甚。海尔表示，民办幼儿园极度依赖生源，家长的消费者心态较重，容易将幼师视作服务人员。部分民办幼儿园奉行“家长至上”原则，不断退让边界。与此同时，幼师的薪资普遍不高。繁重工作尚可承受，独自面对家长情绪攻击且无人兜底，最容易让老师萌生离职想法。
幼儿园与家庭在儿童成长支持过程中承担着共同责任。但这种共同责任并不意味着责任边界模糊，而是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责任体系。郁琴芳指出，幼儿教育中的安全风险需要通过园所、教师和家庭的协同治理加以应对，其中幼儿园承担着专业管理和制度保障责任，教师承担日常教育和沟通责任，家庭承担理解支持和共同育儿责任。
“幼师作为家园沟通的一线人员，确实需要面对家长的关切和诉求，但教师有效履职的基础，是园所提供系统性的专业支持和制度保障。”她表示。近年来上海绝大多数幼儿园已逐步建立涵盖安全管理、风险预防、应急处置和家园沟通等环节的工作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提升风险应对能力。
郁琴芳认为，青年教师处于专业成长阶段，在面对复杂家园沟通情境时，需要园所给予更多支持。例如，通过师徒带教、团队研讨、案例培训等方式，帮助教师提升家园沟通能力，避免将个体教师置于单独应对复杂矛盾的位置。
同时，她强调，幼儿教育是一项充满互动性和发展性的教育实践，儿童在游戏、交往和探索过程中可能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幼儿园需要不断完善安全保障体系，提升风险预防能力；家长也需要理解儿童成长规律，在充分信任教育专业的基础上，与幼儿园共同形成支持儿童发展的合作关系。
家长挽留陈晨写下的联名信。受访者供图
在海尔看来，园长应该是一线幼师身后的“最后一道防线”。担任园长时，海尔会主动承担起家园的沟通工作。她会在家长会上明确告知：每晚九点后不建议联系老师，让老师好好休息；不要总催着拍照，强制发照片容易有安全隐患，摆拍的意义也不大。
幼师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满足家长拍照的需求，老师们就很难完全专注于课堂。她向家长们发问：“你是希望孩子在幼儿园真正得到成长，还是每天让老师拍一些照片过来，给你图个乐？”
“疲惫的老师教不出快乐的孩子。”海尔表示。海尔鼓励老师依据班级情况，与家长约定好固定的沟通时间。这样不仅能建立起一定的边界感，也让双方感到被尊重和被重视。
“最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是工作前置，将物品规范、沟通规则、接送制度等提前告知家长，明确幼儿园集体保教责任与家庭教育责任的边界”，海尔表示，“‘花钱买服务’的意识一开始就不能有。”
“一切为了孩子”
在二十余年的工作中，海尔深刻感受到，家园矛盾的根源在于信任缺失。家长无法实时了解孩子在园的状态，学龄前儿童尚不具备完整表达的能力，二者之间的空白地带，在细小事件和情绪的反复发酵下，逐渐被恐慌和误解填满。
此前，有孩子周末在家掉了两粒门牙，家长直接给海尔打电话，情绪激动地质问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挨了打。海尔先安抚家长情绪，再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最后确认只是正常换牙。
徐婕对此也深有感触。午睡期间，一名新入园的孩子辗转不安，她上前轻拍哄睡。放学后，家长担心孩子作为插班生受欺负，反复询问孩子是否被打。多问几次，孩子顺势应下，表示午睡时老师打了他。
孩子父亲立马要求他重现被老师打的场景。孩子把胳膊抡圆，一巴掌打在父亲的脸上。孩子母亲在一旁全程录制，并将视频发给徐婕质问。次日，家长查看了监控，才解开误会。
“这样的委屈，几乎所有幼儿园老师都承受过。”海尔表示。
通过这次事件，徐婕感叹，现在的家长对老师的信任度越来越低。郁琴芳分析，当前家园信任面临的新挑战，与教育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过去，家长评价孩子发展的参照主要来自家庭、社区和熟人网络；现在，社交平台不断扩大家长的信息来源和比较范围，一些“超前发展”“成功育儿”的叙事容易强化家长对儿童发展的期待，增加了育儿过程中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也对家园沟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多位受访幼师表示，良好的家园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郁琴芳认为，家园信任不是单方面要求家长信任教师，幼儿教师也需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包括理解儿童发展规律、准确识别儿童个体差异、提升家庭沟通能力，通过专业实践赢得家长认可。家长也需要更加科学地认识家庭教育责任，与幼儿园形成教育合力。
建立信任需要家园之间的充分沟通。担任园长期间，海尔鼓励家长走进幼儿园，体验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真实状态。她曾推行“家长助教”模式，定期开放幼儿园的半天或一天，让家长亲身参与保育工作。每次优先邀请平时最挑剔、最操心的家长入园体验。
曾有位家长因孩子爱出汗，每天备好几套换洗衣物，却总发现孩子放学时穿着早上那套，怀疑老师照顾不周。成为家长助教后，她亲眼看见保育员在孩子尿湿后立刻手搓衣物、晾晒，下午孩子已换完了带来的所有衣服，才穿着早上那套回家，疑虑就此打消。
海尔将这一举措落实到她作为园长轮换过的全部幼儿园，很多原本的“刺头”家长，最终都成了老师的盟友。大型活动前，老师们还会招募家长义工，邀请有摄影特长的家长负责拍摄，照片由家长自行发到班级群。老师得以全身心维护活动秩序和看护幼儿安全。
“家园共育要坚持儿童利益优先，让儿童真正成为协同育人的中心。”郁琴芳表示。
成为一名“专家型”的幼师，是徐婕工作二十余年来的目标。在她看来，“专家型”幼师的核心是服务儿童成长，同时引导家长建立科学的育儿观念，而非单纯满足家长要求。即便近几年，她深切感受到“多数家长想要的仅仅是一位保姆”，她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
她的相册里至今保存着一段视频。画面中，一名小男孩坐在垒起的轮胎中心，摊开空空的掌心，说自己捉住了一只小鸟。徐婕没有纠正他，而是凑过去，对着空气轻轻为“小鸟”顺了顺毛，笑着感慨：“想象力倍儿丰富啊。”同班的孩子们立刻围拢过来，小男孩眯着眼睛笑，又喊出更多名字：小狗汪汪、猫咪喵喵……
这是一名幼师最天真、最柔软的时刻。
徐婕被误会“打孩子”，事后写下的教育手记。受访者供图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郁琴芳外怎么办理股票杠杆，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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