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刚写过“未成年性侵害案件”炒股配资软件哪个最好，最近就发生了“16岁女儿报警称遭父亲性侵，父亲一审被判无期，二审女儿当庭替父申冤称系诬告”。
网上的骂声，很多。有同情父亲的，骂法官是怎么判的案子，没DNA没客观物证就敢枉判。也有同情女孩的，认为女孩一定是受到了案外干预才改口说诬告，否则她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当然还有“站得更高”，直接从“男权”“女权”的抽象角度去骂的，“男权”一边觉得男性太倒霉了，怎么女的随便一说就有人信。“女权”一边也觉得凭什么因为一个案子就否定女性处于弱势的整体现实。（具体骂什么，我不重复了）。
有朋友和我谈论这个案子。我说，网上的这些人，骂得都对。但，也都没骂到点上。
一
先说具体案子。我看很多观点都提出——没有客观证据、没有DNA检测等科学鉴定、没有证人证言……这怎么能定罪呢？法官太随意了。
这种骂法，可能有点“冤枉”法官了。
除了少数在案发后即报案的性侵案件，绝大部分性侵案件，都缺少客观证据、DNA、证人证言。
原因也很简单。有人洗澡洗衣服洗床单了、有人基于各种考虑而不愿意“家丑外扬”、有人报案时间晚而导致监控录像早就被覆盖（我指的是基于硬盘容量，循环存储而形成的自然覆盖，人为销毁监控的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因为未常年而不了解性侵……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结果都是客观证据早就被破坏或灭失了。
至于证人证言，同样与报案时间直接相关。性侵案件多发生在密闭空间，很少有证人能目击案件过程。因此，如果报案早，或许能有同行人员或商家工作人员提及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行程轨迹，有一点间接辅助证明力。而一旦报案晚，连这种间接证据都很难找。
提一下，一类特殊证据，比如闺蜜、心理医生、老师等等人的证言，这类证人证言，在证据学的角度来说，都是“同源证据”。之所以叫“同源证据”，是因为源头都是”被害人陈述”，被害人告诉了闺蜜、被害人告诉了心理医生、被害人告诉了老师……乍看起来有n多证人，其实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都维系在“被害人”有没有说真话这一根线上。最高院曾公布的一个案子，被告是警察，被判了强奸。等服刑多年之后，又再审无罪。无罪的原因就是，虽然有多位证人提供证言，但所有证人的证言都源自被害人编的故事，因此所有证言都是假的。
你看，即便是警察，遇到这种诬告，也没招，照样去蹲大狱。能再审，就已经很幸运了。
法律圈外的人（或虽然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只接触民商案件的人），可能不知道，绝大部分性侵案件，核心证据就是被害人陈述。换言之，大部分性侵案件，特别是报案时间比较晚的案件，都缺乏客观证据、DNA鉴定等等证据。
这时候，就要看法官如何去评价被害人陈述了。
文章一开始，我在“冤枉法官”这个表述上加了引号。
这是因为，真实的司法案件，确实有些法官很随意，公诉人怎么诉，法官就怎么信。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也有些法官，不是基于对公诉人的轻信，而是受到法官个人性格的直接影响。内心同情女性的，可能就更信女性一点，认为女性不可能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反之，内心更同情男性的，就多信男性一点。我接触过的一个案子，母亲认为女儿被父亲侵犯了，去报案。接待者直接说“虎毒不食子，哪有亲爹祸害亲闺女的”。于是，母亲各种维权，期间找到我来咨询（我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后续结果是什么，也不能核实这位母亲所述情况的真伪。这里提一句，仅仅是想说，假如这个母亲的陈述是真的，确实有办案人员基于“虎毒不食子，哪有亲爹祸害亲闺女的”这样的想法而迟缓了立案进程）。
第三种情况，法官其实挺认真的，也办过很多性侵案件。正是因为法官经常办性侵案件，所以法官知道这类案发久远的案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客观证据、DNA之类的，判案只能看被害人的陈述。一旦被害人陈述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法官采信了这样的证据，做出有罪判决，责任并不在法官身上。
简单一句话，不能只基于没有客观证据、没有DNA检测等科学鉴定、没有证人证言……就直接得出法官太随意的结论。主要还是看被害人陈述是不是“好”到足以令人信服。
二
于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不是法官太随意，也不是法官基于自身好恶而错误理解证据，那么一个认真的法官，为什么会采信被害人陈述？
有部丹麦的电影，叫《狩猎》。一个男老师，因为女学生的谎言而身败名裂。网上有非常多的电影解说博主都讲过这个问题。
但遗憾的是，99.9999999999%的电影解说博主，都没真正看懂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狩猎》这部电影，并非改编自真实案件。
导演接受采访时，多次说过，是他收到一个精神医生提供的治疗档案，档案中记载了若干起涉及儿童记忆的诊疗案例。（下图即导演谈《狩猎》创作过程的媒体报道文章之一）
这位医生的研究课题之一，是“虚假记忆症候群”，该精神疾病多发生在儿童或受过心理创伤的人群之中，典型病症是“经过反复、诱导性询问之后，被询问者会迎合询问者，提供询问者所期待的答案”。
请注意，我用绿色、粗体标注的这句话——“经过反复、诱导性询问之后，被询问者会迎合询问者，提供询问者所期待的答案”。这句话，是提供诊疗档案的医生所关注的心理学问题，也是导演要提醒大家都来思考的问题。
《狩猎》这部电影，小女孩的说法，最初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故事”。
成年人中，有的相信，认为小孩子不会说谎；也有的不信，觉得老师的平时表现，不像能做出那种事的坏人。
为什么？后面相信小女孩的成年人越来越多？
因为，小女孩说的被性侵细节越来越具体。
而为什么小女孩能说得越来越具体？因为，老师、校长、社工、警察等等成年人问得越来越细。
《狩猎》这部电影中的成年人，他们低估了“询问”对女孩的诱导。正是成年人反复地追问各种细节，让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发现了成年人对什么样的答案有兴趣，于是就迎合询问者的“诱导”去提供答案。
我在“诱导”这两字上也加了引号。
因为无论是《狩猎》电影里，还是真实司法案件中，有些”诱导“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案件就是怎么样的认知，然后按照该认知去有意识诱导。不过，也有些“诱导”，是办案人员想核实隐蔽性证据。因为办案人员的习惯性思维就是隐蔽性证据提供的越多，陈述就越真实。但恰恰是办案人员不断询问隐蔽性证据，且询问方式又不正确，反而向被询问者提供了隐蔽性证据的线索。这就是刑事询问实务中的无意义诱导。
不管是有意思诱导，还是无意识诱导，结果都是引导者被询问者说出询问者内心想听到的答案。询问者听到了内心想要的答案，询问者就笃信获得了真相。而被询问者发现了询问者的满意，就固定了这种说法，并转化成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虚假记忆症候群”。
《狩猎》拍的是一种心理疾病，或心理现象对社会对人所造成的影响。但人们似乎只关注到“小女孩会说谎”这么浅层的问题，忽略了小女孩为什么能把谎言说的越来越真的根本性问题。
三
不管是《狩猎》这部电影，还是16岁女孩诬告父亲这个真实案件，真正应该引起法律人士关注的，是陈述的形成过程。
我写《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对于受害方，律师往往起不到很明显的作用》时也提到了，我们学刑事侦察学，都知道区分真伪的基本途径就是"抠细节、交叉询证”。
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但这种职业本能，对未成年人性侵犯案件，是有害的。
为了”细节“，一般是描述的越具体，越具有可信性。如果知道一些隐匿性证据，可信度就更高。但是，对于性侵犯案件，具体回忆细节，就是让受害者重回被侵害场景。那间房子是什么格局？有什么摆设？你们开始说了什么？后来怎么发展的？那个人内裤是什么样式或颜色？身上有没有什么生理特征？
这些问题，看着都是为了破案，都是为了核实细节。
但，这种传统的刑事询问技术，要么造成真正的受害者被反复带入犯罪场景，最终导致受害者情绪崩溃。要么反过来，问得太细，反而暴露了隐蔽性证据线索，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会提供迎合性答案。
为了保护真正的受害者，为了案件真相，我们最需要反思的，是刑侦取证方式。
遇到性侵案件，特别是未成年人案件，能不能强制性要求必须心理学专业人士提前介入？现在虽然有这方面的司法政策，但强制性不足。像《狩猎》这部电影所展示的，我们不能说询问者不负责，他们也并不想刻意冤枉谁，但他们不专业，所以出现了无意识诱导问题。
能不能强制同步录音录像？这也并非只是性侵案件的问题，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应该强制性同步录音录像。同录是发现真相的最有力工具。但我们的司法实践，虽然规定了取证要同录，但执行起来，与同录有关的司法政策像废纸一样，想同录就同录，不想同录也能随便找个借口就不录。即便同录了，不想外界看，也是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敷衍过去。
同录不仅是发现案件真相的最佳手段，也是保护办案人员的最佳手段。只有强制性同录，一旦被告、被害人或证人推翻先前说法，我们可以基于同录去溯源，看看是办案人员太随意，还是陈述者故意说谎。
这是刑事侦查的问题，而不是男权和女权的问题。即，不是只有女性，或女童才会遇到这类问题。未成年男童的被侵犯案件数量并不低。很多男孩就是网络游戏、网络交友过程中被隔空猥亵，甚至被骗到线下而受侵犯的。有些男童甚至被改变了性取向。
少一点性别纷争，多想想如何完善刑侦技术，保障证据的真实性炒股配资软件哪个最好，对男性对女性，都是一种保护。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打新股鑫东财配资_期货行情鑫东财配资_股票走势图鑫东财配资观点
